作为曾经的热门投资赛道,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依旧延续去年的“寒意”,在一二级市场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尤其在一级市场方面,有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中国共196家生物医药企业在一级市场获得融资,总融资额达310亿元。相比去年同期,融资企业数量下降21.6% ,融资总额下降28.6%。
雪上加霜的是,医疗反腐风暴持续发酵,给行业蒙上一层阴影。作为产业链的资本环节,一级市场的生物医药投资是否会受到影响?华锷资本 CEO 安宁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医疗反腐暂时没有影响到一级市场投融资,反而会加速行业“挤泡沫”,激发更多创新来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这与投资人的投资逻辑是一致的。
据介绍,华锷资本专注于投资中早期或创业初期的生物医药公司,已完成对南京安吉生物、上海宇耀生物、广东新契生物、上海祥耀生物、深圳市泰尔康生物医药、上海邦耀生物等数个创新药或前沿技术平台项目的投资。安宁认为,当前有六大因素支撑我国创新药研发进入黄金时期,未来2-3年生物医药将呈现出像通用型CAR-T技术、核酸药物、神经领域药物研发、抗衰老药物等多方面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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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反腐加速企业降本增效
密集出台的医药反腐政策,给整个行业带来巨变。近半个月来,A股多家医疗上市公司纷纷卷入反腐风暴,多家龙头公司股价纷纷以不同程度下跌。由于不少药企都是一级市场医疗投资领域的重要LP之一,如果公司受到反腐的影响,意味着企业短期及中长期的发展都会受到一定影响,包括投资业务。
募资端的短中期影响可以预见,医药反腐对投资端的影响几何?“目前生物医药行业仍处在‘挤泡沫’阶段,医疗反腐仅仅是加速这一过程,从过去的两票制、集采,再到现在的医药反腐,其本质就是要倒逼厂家开始不断降本增效,通过创新不断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这和投资人对投资标的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安宁表示。
安宁认为,在生物医药领域,我国监管部门多年来出台的各种政策潜台词就是不鼓励内卷、鼓励企业加强创新,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在医改政策的不断深化,以及医疗反腐对“带金销售”等腐败现象的逐步肃清,大量“me too”、“me better”药物,或者创新度不高的产品终将会出局。此外,随着全球竞争力的品种的数量逐步增多,行业基本面出现边际转好,资本会加大对真正具备临床价值和进度领先的产品的投资。
从市场空间来看,安宁列举了一组数据,从全球主要国家创新药销售额占比来看,中国仅有3%,美国占比超过一半,其他发达国家中,日韩也接近10%。此外,医药市场的规模从 2016 年的 1.33 万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45 万亿元,预计中国医药市场将于 2025 年进一步增长至 2.29 万亿元。
安宁认为,中国医药创新产业开始从“规模化”向“提质增效”演进,已经从仿制药的1.0、me-too和me-better的2.0,逐步过渡至best-in-class和first-in-class的3.0,部分企业的管线已经浮现出3.0创新药企的特征。整个行业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关键期。“投资人都是聪明的,不会因为政策的短暂影响而忽视整个行业的长期投资价值。”
六大因素支撑医药投资进入“黄金期”
今年以来,医疗投资整体处于收缩和观望的状态。根据《2023年H1全球医疗健康产业资本报告》,上半年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投融资总额约56亿美元(约410.5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约43%。其中,国内医疗器械领域融资总额环比下降48%。
但安宁依然坚持认为,生物医药在中国进入黄金发展期。理由是:第一,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全球医药医疗大健康市场规模稳步上升,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2.1万亿美元,2024-2030年复合增长率达4.1%。中国老龄化比例及增速均高于全球水平,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支付能力增加等因素的驱动下,预计未来中国尤其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等市场规模将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第二,多项政策鼓励创新药及器械研发。近年来我国颁布了多项政策,明确提及要解决药品药械注册申请积压和鼓励研究创新。CDE评审愈发注重创新性,对真正临床急需、高临床价值的创新药械开通优先评审通道,审评速度提速明显。
第三,带量采购压缩低端仿制药及器械盈利空间,倒逼企业转型。“4+7”带量采购给仿制药械模式带来了较大的冲击,拥有突出的研发能力和良好销售渠道的创新药械企业、高端仿制药械企业将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收益。
第四,医保谈判常态化,创新药械快速进医保利于销售放量。2018年至今的多次医保谈判通过调整品种来减少医保支出,为临床必需药品、创新药械等腾出进入空间。大多数谈判品种进入医保后,虽然价格下降,但销售大幅增长,这也将激励企业进行创新药械的研发。
第五,我国科研人才的持续引进与研发投入的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人才及药企人才归国就业。
生物医药领域面临三大挑战和四点机遇
从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融资阶段来看,早期阶段的投融资案例数量占比从2019年的 39.7%上升至2022年的48.4%,近五成投融资交易处于A轮及更早阶段。
对于这样的格局,安宁认为原因有三点:一是政策支持,政府引导基金鼓励投早投小;二是生物医药产业投资具有高风险、周期长的特点,持续的大量的科研资金投入是保障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三是生物医药领域项目在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医药股破发潮倒逼投资机构聚焦早期阶段项目。
谈及挑战和机遇,安宁认为,虽然生物医药行业拥有老龄化、政策和人才回流三大红利,但也面临着很多挑战。
第一,资金问题。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需要持续性投入,中国的投资机构对于投资项目快速变现的心态,与生物医药的创新研发周期长和一定失败率有所冲突,导致许多生物医药的原创性创新项目拿不到投资,或在推进过程中面临资金不到位的不确定性。
第二,研发人才问题。生物医药产业具备高技术壁垒的特性,创新研发的关键之一便是技术人才的聚集,虽然有人才回流的红利,但中国的生物医药技术高端人才数量尚未能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包括人才成本在内的研发成本也越来越高。
第三,产业转化问题。目前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面临的转化困境,最主要在于缺乏转化研究评价标准和专家,对原创性创新产品的发展形成了阻碍,从而导致了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同质化创新的困境。
而对于行业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安宁作出了这样的预测:“纵观世界,我国生物医药发展的整个历程,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我未来2-3年生物医药的投资机会有以下几方面:通用型CAR-T技术、核酸药物、神经领域药物研发、抗衰老药物。”
并购重组或将成为生物医药投资主流退出渠道
对于VC/PE而言,医药反腐不仅影响到上游的资金募集,在持续高压下,不少医药企业的IPO也面临冲击,创投机构的投资退出,也面临较大变数。截至目前,沪深交易终止IPO的医药公司有十余家,这些企业在被问询过程中,都重点提及了销售费用问题。
事实上,对药企来说,科创板无疑是最理想的IPO场所。但是,随着反腐力度加强,存量拟IPO企业的上市预期或将受到不小的影响,投资人对二级市场退出的压力和担忧也开始增加。
但在安宁看来,机构投资者纷纷调低IPO预期,是很正常的。“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创新药才刚刚起步,所有的生物医药企业都去努力IPO,不符合行业规律,也不太现实。”安宁表示,市场中存在一直“小而美”的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也有厚积薄发蜕变为Biopharm(生物医药公司)的,也有转型成功升级为Bigphram的,未来5-10年内,绝大多数Biotech将会通过并购重组完成升级转型,这才是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
安宁举例,从美国的Biotech历史投融资数据来看,投资人通过IPO退出的案例仅占不到20%,而通过并购重组退出的案例则高达30%。“我个人认为,未来在中国生物医药领域,并购重组将成为主流,而不是IPO。”安宁表示,做好差异化定位,耐得住寂寞,练好内功,不断创新,市场自然有好的回馈,这个法则对于生物医药公司和投资人都适用。
校对:赵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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