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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樊纲谈当前经济热点:建议增发长期公债

“实现5%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相对来讲是不难的”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全球化面临困境的形势下,中国经济如何转型突围的议题备受各方关注。

上周末,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智库论坛暨综研院年会”在深圳召开。其间,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就“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主题进行发言。

樊纲认为,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很有韧性,复苏值得期待。但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包括需求不足、产业链转移及地缘政治风险等。

他提出,应通过改善投资环境、稳定企业家预期,来促进民营企业投资;通过增发长期公债来为推进城市化筹措资金,增加现实的投资需求。

多种不利因素

樊纲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几方面不利因素,其一是需求不足,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供给的复苏快于需求的复苏。

在消费需求方面,樊纲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就业不增长、收入不增长,导致消费难增长,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很难增长。简单的短期的所谓刺激消费政策,在供给侧提供好的消费条件、消费渠道等,不能说没有作用,但因为问题主要出在需求侧,所以很难有大作用。

投资需求不足主要是民营企业投资不足。他认为,政府投资目前也受到一些阻碍,因为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形成了一定掣肘。

其二是世界经济的收缩、下滑,导致出口需求面临下滑的压力。4月份以前的出口增长还是不错的,但是前景堪忧,面临着下滑的风险。

其三是产业链转移。这里面有些是正常情况,比如有些产业要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去;还有疫情导致大家关注产业链过度集中的问题,大家主动想分散供给链,降低风险,这也很好理解;但也有些是地缘政治的问题,个别国家发起贸易战,搞所谓“长臂管辖”、制裁,逼得很多企业要转移出去。樊纲认为,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通货紧缩了吗?

伴随需求不足的一个明显现象是价格指数下跌。4月份全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仅上涨0.1%,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3.6%,后者已经连续多月为负。这就引出了一个讨论:是不是通货紧缩了?

“我的观点,这不叫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是货币供应量下降导致的需求不足和价格下降,而现在通货增长的水平在历史上也是比较高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是约12%的增速,而2022年的名义GDP增速是约4%。”樊纲说。

“这属于货币超发下的价格下降,主要原因就是需求不足,预期减弱。”樊纲说,“那么,这种情况下,货币到哪去了?”

樊纲解释,这时的货币变成了存款。因为利率下降,融资成本下降,导致人们的投资收益预期减弱,他不一定去贷款、投资了。有些企业贷款用于发工资,但因为收入没有上涨,人们也没有扩大消费。于是一季度存款增长了15万亿多,其中居民存款10万亿。

樊纲表示,这就是经济学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它导致货币流通速度放慢,也有人称作“非典型通货紧缩”。这正是国内当前面临的情况,投资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导致了价格水平一定程度的下降。

如何扩大需求?

樊纲认为,一旦陷入“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的作用其实不大,因为就业不足、工资不涨,很难通过短期刺激的办法拉动消费。“主要还是要关注投资需求,包括公共投资和企业投资两种需求。”樊纲说。

要扩大民营企业投资,主要的办法是改善投资环境,稳定企业家的预期。要充分发挥大企业、特别是大民营企业的作用,稳定他们的预期,鼓励他们投资于未来。“导致民营企业家预期不稳、预期减弱的原因有很多,我们要真正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使大家能够去踊跃投资。”樊纲表示,“要摆正鼓励大企业发展和反垄断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国内的反垄断,鼓励中小企业大发展;另一方面,也要鼓励大企业、大的龙头企业能够进行投资。”

樊纲进一步表示,在企业投资一时半会还不可能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还不得不主要靠政府投资。政府投什么?投城市化。城市化不仅是农民进城的城市化,也是小城市的人进大城市的城市化。因此,需要通过城市群的发展来实现下一阶段的城市化,进而促进下一阶段的城市消费增长。

增发长期公债

现阶段依靠政府投资推进城市化,自然难以绕开政府债务问题。最近地方城投债风险正引发多方关注,还要扩大债务规模吗?

在樊纲看来,答案是肯定的。他分析,中国目前的宏观杠杆率并不高。他引用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实验室的一份报告称,2022年中国宏观杠杆率为273.2%,而日本为476%;美国光国债一项占GDP的比重就达到123%,中国的中央加地方公共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则在60%左右。即使再加上算在企业债务里的城投债,也大概只有100%左右,“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可以进一步提高。”樊纲说,“当然,债务率不是说越高越好,但该做的事情不做也不对。”

樊纲认为,目前城投债的问题在于“两个错配”。一是功能错配。它本来主要作为企业流动性贷款的,结果去搞了建公共基础设施这种财政的事情。二是期限错配——这是更严重的。一个基础设施要真正发挥作用往往是十几二十年以后,真正有收益是三十、五十年以后,结果城投债都是五年、十年期的,严重错配。

他举例说,荷兰1648年为了修河坝,发了永续债,年利率5%,现在还在正常付息;美国继存的市政债平均期限是17.7年;日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债有“60年偿还规则”,因为建筑物的生命是60年。

要解决用于推进城市化的政府债务“两个错配”的问题,樊纲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发行长期公债。有的地方在给城投债展期,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纠正过去的期限错配问题。“新人新办法”,新的项目用新的长期公债去支持,可以扩大融资,增加一些现实的投资需求。

复苏值得期待

樊纲说,尽管仍面临着一些难题,但对中国经济抱有信心,“中国经济仍然很有韧性,仍然有很多新的增长点”。

比如,疫情期间备受打击的服务业,其复苏要有一个过程,不用着急;一些发达经济体正承受高通胀,我国不存在这个困扰;一些国家大量贸易逆差的时候,我国仍然是巨额顺差;外汇相对平稳,暂时看不到大幅贬值或升值的可能;金融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正在妥善解决当中。

与此同时,诸多新的增长点大量出现。比如,新能源车,一季度中国已经成为出口最大的国家。在新能源技术和设备、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领域,中国都有较为突出的亮点。这些都为中国经济增强了韧性,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的整体复苏值得期待,“实现5%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相对来讲是不难的。”樊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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