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会导致既有利益结构的调整，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互联网时代

这些挑战总是在出现了新闻热点和颁布了有关政策的时候，就会形成网络的批判热潮，大有把这些现代化和未来新技术革命的应用模式扼杀的架势。其实，这种挑战在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但结果可能不同。

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的包容，不同利益主体间往往在现实中相互并存演进，通过市场认可消弭矛盾。而在发达国家，由于利益结构固化，并通过制度的强化，同时价值理念的冲突，使得互联网应用很难推广和发展。显然，中国的互联网应用也是在网络舆论甚至激烈争论中，陆续被社会和市场所接受，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高科技市场，这正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对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包容。

无论是传统的经营模式，还是以信息革命为基础的互联网应用方式，都是以用户认可为前提。例如，网约车和共享单车解决了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再如，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带来了无现金支付的革命，为未来互联网应用提供了广阔空间，现实中几乎绝大部分的交易，通过网络和手机就可以实现，也因此奠定了数字货币的基础。

还有，外卖和快递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用餐、购物。再如，各类城市生活缴费以及疫情的跟踪对提高政府治理的效率，对重大危机事件的应急处理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对市场来说，互联网应用带来的方便只是一方面，关键还是需要过硬的质量和品牌，毕竟好的运营模式，并不能替代服务的质量。即使是生鲜食品和蔬菜，一旦质量出了问题，一定会影响到品牌，也一定会被市场所抛弃。对于企业来说，当然可以降价补贴成本开展竞争和占领市场，但如果资金链出了问题，那也会无法维持经营，这些都是市场规律的必然选择。按照市场配置要素和资源，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出发点。而市场最终检验的结果，也代表着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取向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一种互联网应用或是商业模式是否能成功，最终决定权在市场。

正确看待互联网对传统利益格局的冲击

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不但带来了多样化的产品供给，增加了整体的消费规模，还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互联网应用市场的扩大，就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互联网而产生的城乡就业岗位已经多达几千万人甚至更多。

例如，由淘宝和京东推动的电子商务就业人数分别超过4000万人和1800万人;滴滴容纳的网约车司机及相关的就业人员达到1500万人;仅美团和饿了么的外卖骑手就分别达400万人和300万人;2019年快递业从业人员超过300万，2020年上半年顺丰新增用工人数达23.3万。

确实，互联网带动的就业对传统就业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但是这种冲击更多体现为就业的置换，不但不会使就业岗位净减少，甚至还会是净增加。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产业的壮大，增加了对计算机等科技人员的就业需求，也提高了大学生的就业需求，甚至还吸引了众多海外留学人员的回归。所以单纯地以某一个行业的就业人数的数量减少，就判断互联网会挤压整体的就业岗位，其实是一种错误判断。

互联网应用市场的不断扩张，将会改善对老龄人口服务的短板。最近，国务院有关部门颁布文件，要求加强对老龄人口的服务，防止服务业的过度智能化，忽视了老龄人群使用智能设备等方面的不便。文件特别提到，各地在防止新冠疫情传播过程中，因老龄人口不会操作健康码而受到歧视，妨碍了老龄人口的正常生活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要求。

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经营主体一定会选择调整，而且各大互联网公司也会针对2.5亿老龄人口的市场提供更多相适应的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应对新信息革命和应用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作为企业必须要调整和解决，但是绝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否定整个产业。

利益的较量、观念的冲突需要人们重新认识为什么互联网的市场化可以在中国迅速普及，也要求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要打破传统经营模式，而且必须适应信息化时代，主动做出观念和体制变革。

当前，中国面临着一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个变局既包括了国际关系的演变，又包括了新技术革命产生的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不只是针对传统观念，更重要是对基于传统技术和工业化时代形成的利益结构提出了新挑战。

虽然中国在很多新技术研发领域还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是基于新技术应用的强大市场，一定会激发技术变革，激励研发水平不断提高，并通过互联网应用市场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创新。这也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意义所在。

因此我认为，正确研究市场配置要素和资源的政策导向，在新事物出现时学会“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尊重市场和用户的选择，更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包括从城乡居民生活方便的角度出发，对代表着新生事物和未来信息革命可能形成的各种变化，应给予充分的认可和宽容，同时理性和清醒地面对目前出现的各种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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